1919年5月4日，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、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，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。
6月3日，北京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，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自动举行罢工，商人罢市，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，要求严惩卖国贼。自此，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。
6月5日，沪宁、沪杭铁路管理局机务处进步青年薛子贤和一名实习生到吴淞机厂、材料厂进行宣传，并召集了300多名工人在吴淞机厂“大门外集会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。会上，他们发出通电，呼吁南京、上海、闸口机厂的工人团结起来声援北京学生。会后，吴淞机厂工人组织了多个十人团，分头到沪宁、沪杭铁路各站段广泛宣传，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和北京政府的腐败。他们还书写了数千条标语，由十人团四处张贴并发表演讲。“外争国权” “内惩国贼” “打倒军阀政府”“取消 ‘二十一条’不平等条约”等口号声响遍两路。十人团还发动工人捐款，为赎回胶济铁路出一份力。
6月7日，吴淞机厂工人冲破洋人和封建把头的阻拦，于上午11时起首先实行全厂罢工，并通电上海、南京、杭州闸口机厂的工人，号召一致行动。
铁路虽然点多线长、工人分散，且当时又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，但它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,工人相互接触的机会多，通信方便。所以，吴淞机厂工人罢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两路。
在吴淞机厂“罢工的当天，上海地区的司机、司炉、机匠、车长等工人陆续聚会，商讨罢工事宜，决定推派代表于8日向铁路管理当局陈述工人的爱国热情，并公开要求允许罢工。经过交涉，洋总管克礼阿、局长任传榜借口“电达交通部请示核办”，答应于24小时内答复。
9日，铁路管理当局仍无答复，两路工人觉察洋总管和局长借故推托的阴谋，异常激愤，遂再行集会。有的工人在会上说:“同意也罢， 不同意也罢，工是非罢不可。”还有的工人说:“要罢工就罢工，不能再拖了。”最后，全体代表一致决议从10日起坚决实行罢工，并于9日当夜发出通电，要求各站段不得阻拦工人参加罢工。洋总管克礼阿得知工人决定10日罢工的消息后，一面电达各站“务望各站同人均勿附和”,一面唆使封建把头从中阻挠。他满以为能够阻止工人罢工，即电示各车站站长照常营业。
沪宁、沪杭铁路工人罢工斗争意志坚定,不顾铁路管理当局的阻拦，决心如期罢工。10日，机车乘务人员都离开了机车，车站停止了售票，转运公司也通告各营业公司不再为客户代运货物。与此同时，杭州、南京、宁波的铁路工人也积极参加了当地的罢工斗争。沪宁、沪杭铁路从上午7时30分起交通完全中断。洋总管克礼阿无奈只得饬知各车站站长将售出的客票一律收回，实还票价。当时的上海《时报》和北京《晨报》都登载了沪宁、沪杭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消息，报道称这是“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”。
1919年5月7日，上海各界2万多人举行国民大会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
洋总管克礼阿眼看阻止工人罢工不成，就假惺惺地找工人代表说: “你们须看我大班面子，照常上班，有何要求，局方可以考虑，为何一定要罢工?”铁路工人代表不吃他这套假情假义，理直气壮地回答:“工人也是国民一分子，军阀政府卖国，我们要求严惩卖国贼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”眼看协商不成，于是洋总管就唆使洋奴伪装成学生代表到工人中活动，还指使一批走狗去威胁工人复工。沪宁、沪杭铁路罢工的当天晚上，上海北站站长袁兆昌等人代表洋总管在北站货栈召集工人会议，“劝说”工人复工。会上，袁兆昌说:“两路总管之意， 铁路交通极其重要，一经停车，行旅深感不便，故工人罢工大可不必。”接着就责问工人:“你们罢工是何用意，如何方肯上班?”工人代表薛荣发当场据理反驳:“工人为了爱国救民起见，才实行罢工，正大光明，毫无私意。我们罢工和上海各界人民一样，罢免卖国贼，释放被捕学生，上海各界复工复市，我们立即上工开车。”袁兆昌等在正义的工人面前无言可答，便以维持交通为名，要工人开一班快车。 但工人代表从维持“贫民之交通”出发，只同意第二日(11日)起，沪宁、沪杭间各开往返四等客车一列，对开快车(当时是达官商人坐的)的要求“均不赞成”。
吴淞机厂外景
沪宁和沪杭铁路工人大罢工，给全国以极大影响，也给了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以沉重的打击。6月12日，北京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抗议和压力，只得下令释放被捕学生，宣告罢免卖国贼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的职务，并拒绝在《凡尔赛条约》上签字。6月12日以后，上海工人相继复工，沪宁和沪杭铁路工人也全面复工。
